白凼山冲沿河两岸梯田里的水稻渐渐微黄、金黄，稻穗低垂，微风拂来，轻轻摇晃。山坡上的红薯地绿油油的，包谷缨子已黑，叶子开始发枯，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馨香。稻田已经开始放水，每家每户的鸡鸭鹅看得更紧了，两个扛锄头的村民见面，彼此要说几句眼下的年景。

　　开镰是山村的盛典。讲究的人家开镰不但看天气，还要看黄历，亲戚朋友邻居们早就约好了，那一天都赶来帮忙，像莳田时一样热闹。大姑娘小媳妇大娘大嫂们一般负责割稻，一清早能割倒一大片。早饭后，太阳从“弹巨”树上升起一杆高，壮劳力们出动，稍有点现代气息的打谷机开始呜呜地响起，大家按照各自分工纷纷忙碌起来，踩打谷机脱稻谷的，传递禾把的，后面掏草出谷的，捆草蔸的，当然最多的还是躬身或蹲着割禾的……欢声笑语，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女人们家长里短，打工见闻，不时发出一阵小鸡或母鸡叫唤一样的笑声；年轻后生“狗撒尿”一样比着干一会，又忍不住歇会儿，追逐打闹；中年人手脚不停，不紧不慢，这是挑第几担谷回家了？去年这丘田打了几担？有亲戚在问，主人在回想，比较。这是帮手多的人家，动用打谷机，最少得七八人，甚至十几个才忙得过来，那两三亩责任田一天就能颗粒归仓。

　　我们家打禾，有的年份亲友们也赶过来帮忙，但更多时候就父母亲慢慢做，我们兄妹仨割稻子，递禾当帮手，父亲用的是古老而简单的打谷桶，节奏徐缓单调，一把一把地将稻谷高高举起再用力捶落在禾桶里，然后佝偻着瘦小的身子把一担担湿润的谷子送回家。我们家的包括祖父母的几亩田经常得忙乎五六天，才弄回家。

　　秋收过的田野有股稻草的清香，一个个稻草蔸星罗田间，走在荒草丛生的田埂上，不时惊飞肥硕的蚱蜢。这时候，我们细伢子握根长竹竿在刚收割过的田里放鹅或鸭，光着脚丫踩在柔软湿润的稻田里，心里充盈着秋收后的喜悦和宁静。有时我们也在排水沟里捉泥鳅，躬身抓扒半天，一根野草串起“劳动果实”，笑容和泥浆同时洋溢脸上。

　　老家地处高山，用凉寒的山涧水灌溉稻田，所以一年只种一季。尽管耕种那些巴掌大的梯田只能靠“纯手工”制作，日子也还算过得从容，不像山外丘陵和平原地区，一年种两季，“双抢”时节蓬头垢面，救火一样奔走于田间地头，几乎把人忙得抽风。我们那生产队大概在“大跃进”期间也种过双季稻，但一年忙到头，收成还不如种一季好，后来也就“无疾而终”。

　　我对生产队“大集体”的印象模糊，仅存一点片段式的记忆。记得有天傍晚生产队在“早禾田”分苞谷，金黄色或饱满或“癞头”的包谷摆成一堆一堆的，每家每户抽签，抽到哪堆是哪堆。我们细伢子在包谷堆间奔跑欢笑，当时觉得好多好多的包谷哟！今天想起，实在寒碜，半箩筐就装下一年的包谷收成。

　　如今，村里年轻人都出远门打工了，很多田地荒芜没有人种，尤其是那些山坳小山冲里的稻田，灌溉施肥除草都不方便，更是撂荒得茅草齐腰。父亲已年近古稀，种了一辈子地的他一看到田地撂荒心里就难受，他除了把自家的田全部种上，还瞒着我们把家门口附近的属于别人的几丘田也摸索着种上。父亲在电话里说，种一点是一点，能减轻一点你们的负担也好。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年轻、沉默，干活利索，但近年每次见到他都把我的记忆打碎一地，他白发如秋阳下的枯草，缺牙的两腮愈发尖瘦，身材看上去更加瘦小，行动大不如前，惟一稍稍让我们欣慰的就是他一顿还能呷两碗饭。

　　秋色愈加浓郁，图嘎冲、雪崽冲、红薯垴……放眼望去远山近岭，层林尽染，万山红遍，如火似霞，像哗啦啦漫天铺开绫罗绸缎，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地里的高粱红了，豆荚熟了，粟穗低垂……苞谷收割了，我们细伢子在泥土松软的包谷地里挑挑拣拣，扳苞谷杆当甘蔗呷，偶尔碰到一两根清甜的，撞大运一样。晚上，在火塘边油灯下将一个个苞谷棒剥粒，那可是一个苦差事，父亲粗厚的大手很快就能剥一个苞谷棒，我们困得眼皮直打架，半天还没剥一个。夜深了，父母一声你们睡去吧，顿时如得大赦。

　　葡萄、梨子、板栗、核桃等水果坚果排着队，赶着趟熟了。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种任何果树，父亲对这些不顶饥也不顶渴的玩意儿很不屑，估计就算长在我们家的地里也会被砍掉，因为会抢去庄稼的阳光和养分。可我们细伢子眼热嘴馋，管不住手也管不住脚，更管不住小鸟一样窜飞的心思。如今，回想起偷摘邻居家的葡萄、板栗等，并没有文学作品里描绘的那样刺激，美好温馨。由于邻居大人们之间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怒目相视，剑拔弩张，我在外厚脸皮偷摘了什么，果树主人发现，一番指桑骂槐，我回家十有八九会挨顿“竹笋炒肉”。

　　秋高气爽，漫山遍野绿油油的红薯地，和山岭上碧绿的翠竹、杉树林连成一片，铺天盖地，绿流飞瀑，如海洋，似绿绸。我们那家家户户要种五六十担红薯，小到“巴掌地”，大到好几座山坡，全是如绿色山洪暴发般的红薯地，我们家门口那座山干脆就叫“红薯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号召广大农村退耕还林，很多红薯地才渐渐种上杉树，现在已经茂密成林了。

　　种红薯，春天趁下雨扦红薯苗，前后得忙十几天；夏天，烈日炎炎时得翻红薯藤一两次，勤快的翻三次，还有月光晃晃的夜晚要防止野猪来捣乱。野猪们大都成群成串出动，拱过的红薯地像犁耙胡乱耕过，几乎绝收。我曾用竹杆做过一个驱赶野猪的“响器”，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赶野猪，上山时想着怎么也得坚持到后半夜，结果呢，只是天擦黑月亮刚上来时到山坡上转一圈，就纷纷回家，呼呼大睡，下半夜野猪照来不误。

　　挖红薯时已是深秋，大都是打禾以后，开始降霜了，每家每户老老小小从早到晚在红薯地里劳作。我们家挖红薯时，母亲在前面麻利地割红薯藤，手满一握，随手扎成一把，晾晒在地头。这些红薯藤待稍微晒干点就背回家，搭在屋檐下，走廊上，房梁间，冬天水瘦山寒没处割牛草猪草时用来喂牛喂猪。父亲负责挖红薯，一锄下去，手拎藤兜，轻轻一提，一嘟噜大大小小红薯沾着新鲜的泥土哗啦冒出。父亲的动作轻盈，灵巧，一气呵成，白晃晃的锄头很少碰烂红薯。我们兄妹仨亦步亦趋地跟在父亲后面，或蹲或坐或跪把刚挖出的红薯一个个去掉根须剥掉泥土，然后摆拢成一堆堆。那个季节，山坡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是这种分工合作的模式。隔上一会儿，父亲就用箩筐装满红薯送到地窖里。

　　地窖离红薯地不远，就在某处向阳的黄土坡上，外面搭几片杉树皮挡挡雨雪，简单几块木板拼一起作门，可以上锁。一个大地窖能装三四十担红薯，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地窖里暖烘烘的，红薯兄弟姐妹们层层拥挤在一起，安然越冬，当然也会腐烂一些，被钻进来的老鼠啃坏一些。陈年地窖装红薯前会在里面烧几把茅草柴禾，防鼠驱鼠，亦在地窖的黄土壁上形成一层黑黢黢的烟灰，添防潮保护作用。最气愤的是被村贼惦记，一夜之间被偷走好几筐，红薯如消水一样下去一大截。那时候大家都穷，不时有人家丢了红薯、萝卜、柴草，丢了鸡、鸭、鹅，甚至晾晒在外面的衣服、被子、粗麻蚊帐等。暮色中，有泼辣村妇站在坡坎不指名不道姓地破口大骂，周围寂静，这时候谁也不会应一声或搭句话。渐渐夜色如帷幔笼罩山野，骂声让那个夜晚来得更加沉闷，那也是乡村灰色一景吧。

　　早晨太阳爬上山，红薯地里弥漫着雾霭水汽，大人细伢子们挑箩筐扛禾枪持镰刀背竹篮出门挖红薯时，大家有说有笑，大人之间相互招呼，细伢子们追逐打闹，有时还扯几朵白色或紫色的红薯花捏在手里，玩上好一会儿，氛围是轻松愉快的。日影缓慢移动，中午，午后，细伢子们好像被晒蔫了一样，一个个没了声音，手脚也慢了下来，开始是蹲着打理、分拣红薯，慢慢变成坐着跪着，一点点往前移，毫不顾忌潮湿的泥土地。我们那时即使在田间地头干重体力活也不呷午饭，讲究点的人家可能带一壶水放在地头。我们有时候忍不住用钥匙串上的小刀或割红薯藤的镰刀，削一个红心红薯呷，以解渴充饥。早年我们那只有白心红薯，后来有了红心、紫心的等，口味不一。红心水分多，松脆微甜，合适生呷。

　　天色已晚，地里只有微弱的光亮，勉强还看得见，人们慢慢摸索着彼此招呼着回家了，我们还在干活，父亲坚持要把那一小块地挖完再收工。我们兄妹仨谁也没说话，手上机械而麻利地忙碌着。这时气温骤降，身上皮肤收紧，寒意阵阵，脚板一触地就生痛抽紧，双手一层厚厚的红薯浆，像长了层老茧一样。这种浆汁发黑，无论如何搓洗，都洗不干净，它们盘踞在手上好几天，任其慢慢消散。那时候挖红薯季节，学堂里每个学生手上都这样，大家感到很自然，习以为常。

　　天完全黑了下来，远处近处的人家点点温暖的灯火，偶尔传来碗筷声说话声，这时候我们实在太累了，几乎是咬着牙挨时间了。那一刻，母亲可能许诺今晚炒豌豆炒花生，最让我们忍不住做吞咽动作的是说炒腊肉呷。家里已经好久没沾油荤了，每年一入夏小油罐里的猪油就已见底，炒菜放油开始是用筷子尖挑一点，意思一下就行，后来纯粹变成开水煮白菜，黄乎乎的，透凉了就像灶台上大铁锅里的猪食，我很多次从山上砍柴回来，又累又饿，面对如此难以下箸的饭菜，气愤咆哮，连哭带叫，每当此时母亲就说，你以后有能力自己找好呷的。挂在火塘上方那一两块或许长有肉虫黢黑冒油的腊肉，是母亲盘算好什么时候待客用的。那晚回家或许被父亲低沉嘟哝几句，母亲脸上讪讪的，取下的腊肉轻轻又放了回去；或许母亲做饭，我们帮着烧火，洗菜，忙到很晚，哈欠不断，还是硬撑到饭熟肉上桌，一个个胀得肚儿圆。呷过饭不久，我们兄妹仨简单洗漱一下就上床睡觉，天塌下来也不顾了。而父母还要端着煤油灯，四处查看，鸡鸭鹅进笼入圈了么，牛草上了么，还要剁猪草，煮猪食，喂猪，栏里的几条猪已饿得尖叫，猪们两条前腿搭在圈门上，把门打得山响。如果它们能像马匹一样腾跃，早就狂奔而去了，如果它们能开口说话，肯定用最脏最恶毒的话骂过八辈祖宗多少遍了。

　　白凼村人均只五六几分田，还有好些因为计划生育超生，以及外村嫁来的没有分到口粮地，很长时间各种矛盾不断，如修路架桥等出工出力出钱的事，经常扯皮，按人丁分，有人叫嚷没分到田；按田亩分，有人说住村里的也沾光，难道他们就不走路过桥。村里大多为产量不高的山泉水田，所以呷饭得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把蔬菜杂粮掺着呷匀着呷，出洋芋的月份呷洋芋，出包谷的月份呷包谷，出红薯的月份当然是红薯唱主角。红薯的呷法多样，可煮，放在烧开水的铁锅里煮熟，煮过红薯的水微黄甘甜，喝上两大碗，解馋又解渴，还可以把红薯切成丁，拌米饭一同煮熟，米饭亦微甜；可蒸，在米饭快熟时，把握住火候将红薯放在饭上，迟了有可能半生不熟，呷了老放屁；可煨，用火塘里滚烫暗红的柴禾灰掩盖，煨熟，我们细伢子最喜欢这么呷，热腾，喷香，闻者无不喉结滑动。

　　家里红薯多，白心红薯主要用来喂猪，眼下天气渐冷，年关将近，该把架子猪催肥了，如果送公社食品站完成购销任务也能打个好等级，即使自家作为过年猪杀来呷，也肉厚肥膘多。红心红薯适合生呷，还有可选十几兜、几十兜挂在房梁上，待水份风干些，皮蔫起皱时，煮上一锅，细滑甜腻能抽丝，嘴粘，味道甚好。

　　紫心红薯淀粉多，煮烤蒸皆宜，打粉最佳，一担红薯能磨出几十斤粉。记得有几年初冬，我们那家家户户将紫薯磨碎，过滤，沉淀出粉，晚上水井旁、小溪边煤油灯昏黄，忙到深夜。红薯淀粉可搅拌成粑，煎烤做菜，亦可打粉条。腊月里打粉条时，灶膛里柴火烧得旺旺的，帮忙的亲友嘻笑奔走，热火朝天，我们家老屋二楼一排排竹竿上晾满粉条。接下来，天天粉条，顿顿粉条，直呷得反胃冒酸水。

　　红薯煮熟，晾晒而成的红薯干是待客的上好茶点，细伢子们最喜欢的零食。我们去外婆家拜年时，外婆还把红薯干放在锅里炒一炒，使粘牙需要嚼劲的红薯干变得松脆，别有风味。我们家很少做红薯干，祖母做过几回，数量不多，还晒在筛盘里就被我们不时抓一把呷完了，她唠叨几句也就算了。村里家境殷实的人家红薯干能呷到来年六七月，让人羡慕得直吞口水。

　　红薯在我们那据说曾经救过很多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村出动大炼钢铁，眼看实现共产主义已胜利在望，从此再无饥馑。秋天稻谷熟了，大家忙得没空收割，任其倒伏，脱粒，在田里发芽。初冬，一场小雪后，村民大炼钢铁回来，才想起地里的红薯。红薯藤早已干枯萧瑟，而埋在地下的红薯居然一个个饱满新鲜。那几年外面世界饥饿不堪，我们那没有饿死过人，全得力那年冬天红薯丰收。我们那里鲜有外地姑娘嫁来，更别说“大地方”的了，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除外，那几年曾有不少人逃荒到我们那，有的人家把女儿嫁在当地。如今，如果路遇说话口音不太一样的老婆婆，不用问，她们菊花般的脸庞就是某个时代的伤痕。

　　秋收后又可以放牛了，晴朗天也正好砍柴，这季节山上各种灌木开始变红，落叶，水汽不重。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到各种野果，有藤梨、黄榄等，这些野果很不打眼，掩藏在茂密葱绿的树林里，不像北方山坡上那些野枣呀，柿子呀，红嘟嘟的，一眼就能看见。

　　秋天进山放牛砍柴，无论天晴下雨都美好欢欣，牛羊唉咪、欢声笑语响彻山谷，如同庆典。细伢子们叫喊着约定，砍好柴后，分头捡些枯枝落叶烧一堆火，有人去不远处的地里弄来些红薯、苞谷来，放在火上烤。因为总有一些庄稼收得晚，让大家帮着呷。山野里临时烧起的火堆，草木灰薄，火焰熊熊，火候不好把握，如此烤熟的红薯、苞谷外表焦黑，里面还不一定熟。捧在手上一番吹吹打打拍拍，嘻嘻哈哈呷过后，嘴唇乌黑，如果是半生不熟的红薯，一路连环屁，像发射火箭一样助力回家。有时候也只是拔个萝卜来呷。曾经山高路陡、人迹罕至的“黑把夏”“燕子岩”下面竟然有人种有萝卜。想想看，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砍好一担柴禾后，大汗淋漓，又累又渴又饿，那水灵灵的大白萝卜，咯吱咬一口，水直溅，那个甜美呀，胜过任何美味的水果。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一场秋雨一场凉。深秋，落雨天，或落过雨后，天气冷飕飕的，没法上山砍柴，但牛还得放。我们四五个小伙伴披蓑衣戴斗笠，将牛群赶到“图嘎冲”某处山坡，牛儿散开甩着尾巴悠闲呷草，我们寻一溪水潺潺的平展地，分头去捡柴禾，挖红薯、掰包谷，有一段时间是捉蚱蜢。深秋枯草衰黄，草籽粘衣，人走过荒草没脚踝的小路，惊起一只只肥硕的蚱蜢。我们就把蚱蜢捉来，三下五去二地去翅，去头，断身（抽出里面内脏），放在溪水里洗洗，老三每天从家里偷偷带来一把小铜勺，还用树叶包了一点点猪油，我们就用铜勺在火上油炸蚱蜢呷。油炸蚱蜢，黄亮香脆，那个美味呀，至今想起仍齿留余香。老三家劳力多，家境殷实，其他几个小伙伴家口多粮少，缺油少盐，家里油罐稍微一动，担负煮饭炒菜工作的娘老子马上就晓得了。后来，老三母亲还是知道了。她看老三在家里呷饭时食量骤减，一问，老三说了。她把老三数落一番，再也不准他拿铜勺和猪油出来了。

　　秋雨绵绵，秋风瑟瑟中，我们围着火堆，打趣说笑着童谣俗语，“叫花子烤草火，只向胯下扒”，说的是自私自利。“打破砂罐城，逃走汤元帅，捉起芋将军”，说的是几个叫花子用砂罐正煮偷来的芋头，快熟了时，有人追赶，慌乱中砂罐被打破，他们抓起芋头就跑的狼狈情形。儿时，对这些童谣没有特别的感觉，现在想起，生活尚如此困苦，还这么快乐、乐观，真是悟“道”有福之人。我们有时候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用一副四角已磨圆、少了好几张的扑克，打上几回“五十K”，其乐融融，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山雾四起。

　　秋雨中，枞树林里的蘑菇打着小伞羞答答地掩藏在草丛里、落叶间。寻牛路上，有时我们特意绕道“黄排上湾”的枞树林，光着脚丫探寻宝藏一样穿梭在林间，用茅草把采来的蘑菇穿成串。母亲不肯用蘑菇做菜，家里没油，炒蘑菇、竹笋、蕨菜之类的野菜需要较多的猪油，否则难以下咽。但我每发现一朵油亮亮的小蘑菇还是抑制不住一阵小小的兴奋。

　　淫雨霏霏，久雨未晴最难受就是没衣服换洗，没鞋子穿，仅一套补丁少点的衣服淋湿了，一时没有别的衣服换，有时候为了在学校里穿得体面一点，连夜在柴火上将其熏干，如果哪儿不小心烧坏了，气恼不已。鞋子更是艰难，天气日冷，光着脚踩在碎石路上，脚板生痛，尤其是早晚，白天上学，脚板搭在课桌下那根木条横梁上，比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会好受一些。

　　秋收了，父亲经多日盘算，选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领着我一起去交公粮。父亲挑满满一担谷子，扁担悠闪悠闪地走在前面，我挑上几十斤呷力地紧跟着。从我们家到大水田乡政府所在地，乡亲们常说就5里路，那一个个山弯，一道道坡坎，其实远不止2500米，如果实际丈量估计有20里山路。气喘吁吁，汗湿衣背，来到当时看来宽阔且高大巍峨的粮站，大晴天，十里八村交公粮的排着队，粮站门口的空地上挤满了人。好不容易轮到我们，粮站一胖墩中年汉子用一根木棍样的东西往箩筐里一戳，或用手抓把谷子一捏，面无表情地说，不行。不是水分重，就是秕谷多，有时候两者都占。中年汉子不由人分说地走过，迎接他的是一张张汗津津谦卑的笑脸。没法，父亲转身去附近人家借风车，或晒垫，有时或就在粮站的水泥地上晒。这时，父亲说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理论：人们上粮站交公粮，总觉得自己的谷子最好，应该能过关，但是呷国家“统销粮”时又觉得公家的粮食质量差，其实“统销粮”就是我们老百姓现在交上去的，有的甚至没挪仓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人呀，关系到自己的利益时，秤砣、准星就不一样了。

　　太阳西斜，粮站的人渐渐稀疏，父亲和我张罗着收拢晒在地上的稻谷。这时，粮站工作人员开始呷晚饭了，那中年汉子端个碗站在门口，或视察一样在我们面前转一圈。那似曾相识的香味直往鼻孔钻，一瞥眼，能看到那碗里白亮亮的米饭和油汪汪的蒜苗炒新鲜肉。此时，更饿，吞咽更频，感到饿得“肚子贴背脊骨”了，我们还是一早呷了两碗红薯米饭出门的呢。当时就想长大以后如果能像粮站职工一样呷上国家粮就好了，在儿时井底之蛙的眼光里，公社（乡）干部、供销社售货员、木瓜山水库职工、大水田初中老师、公社卫生院医生等都是让人羡慕的对象，他们皮肤白净，头发洁净，衣服干净，两根裤管有整齐的裤缝，他们干的活轻松，对人爱理不理，多问几句白眼一翻，到点就端个搪瓷碗优哉游哉地去呷饭，饭菜也是让我们直吞口水的，那时候一想到当国家干部就是那个样子。父母也以此教育教育我们，能呷上国家粮，天晴不用戴斗笠，落雨不要披蓑衣，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那可是祖上积德，莫大的荣耀呀。

　　傍晚，寒蝉声阵阵，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走在寂静回家的山路上，难得说一句话。晚上，呷过饭后，月光明亮，我端坐屋檐下，遥望近处远处群山，白天的劳累好像消散了些。

　　记忆中，老家秋季的节日仅中秋和重阳，整日为生计奔波的父老乡亲对这两个节都不太重视，少有人家在这两天歇一歇，张罗一顿好饭菜。我在大水田中学读初中时，有一年过中秋，我和小舅正轮流扒在乡政府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上喝水，这时在乡政府开小卖铺的红梅表姨喊住我和小舅，说那天是中秋节，给我们俩一人一个月饼呷。那是我过中秋第一次呷月饼，甚是香甜。可小舅说，那月饼生虫子了，变味了，不能呷。我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有虫，还是能呷，老家夏天米、腊肉不是经常长有虫子，不是呷了吗？还能增加蛋白质呢。还有，表姨一家四口，靠表姨父那点工资不够开支，表姨开个小卖铺补贴家用，如果没有生虫，她肯定要卖钱，能省一点是一点，能赚一点是一点，彼此都不容易。

　　阴历10月初7，对很多人来说只是深秋一个普通平常的日子，对于我和我母亲来说这天有着特别的意义，我在这一天来到这个世界，母亲亦初为人母。儿时，很多年的那天早上，祖母会给我一个温热的煮鸡蛋，我每一天都过得混混沌沌、快快乐乐，接过鸡蛋才晓得那天是我的生日。那个鸡蛋，我要握半天，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一圈，才舍得呷，一点一点地呷，闭着眼睛品咂，那是属于我独享的美味。

　　炊烟径直升腾，黑白相间的云层看上去比棉被还厚，收割后的山野了无生趣，天气无风无晴亦无雨，这时一早一晚，常有无数枯叶一样的雪鸟，轰地一下落在对面山坡上收割过的荞麦地或红薯地里，疾起疾降，疾来疾去，望着它们云朵般的背影倏然消失，我很想知道它们是怎么聚到一起的，其他几个季节都去哪儿了？我没有问母亲。这时她自个儿轻轻叨念，要变天了，就要落雪了。


作者简介：跃清刘，中国作协会员，南京市签约作家，曾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祖籍湖南隆回，现任职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