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重廉老师

易重廉老师是我在隆回六中读书时的语文教师。

易老师四十来岁，中等个头，戴一副玳瑁透明近视眼镜，目光有神，样子温和、儒雅，无论哪个时候待人都很和气——对待学生和同事都是这样。

据易老师自己讲，他的学历并不高，只是武冈师范毕业。但仅有中师学历的他，毕业后却被分配到隆回一中教高中。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不平凡之处。他本来在隆回一中教课好好的，深受学生欢迎和同事好评，不料碰上了“文革”特殊时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不知怎么一搞，辗转便来到隆回六中任教。这是他本人的 不幸，却是我们金石桥学生的福分。

易老师学识渊博。但在金石桥一带，他之所以闻名，首先并不是由于课上得好，而是因为擅长排演戏剧。那时学校里有宣传队，每年既要去县里汇演，也要去各乡巡回演出。六中虽然偏于一隅，但每次只要去参加县里汇演，拿特等奖或一等奖都十拿九稳。六中文艺宣传队每次一到乡下演出，所到之处的大人孩子都高兴得不得了，如醉如痴。作为隆回六中文艺宣传队的导演，易老师尽管是男教师，但声乐、歌唱、舞蹈、戏曲乃至话剧等等，无人能及。文艺方面，像他这样的全能人才，是少见的。

等到高考恢复后，易老师就认认真真教学，乃一代名师。

易老师教我两年课。他上课既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一节课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一下子就过去了，让学生真正如沐春风。他上课有个特点，并不像现在一些老师只对着书本讲，就课讲课，而是把跟课本有关联的古今中外的东西都说出来，既表明自己看法，也让学生谈观点，上课既像后来的启发式，又像讨论式、提问式、探究式，而书本上那点东西，最多花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点拨一下，让学生自己去学习。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屈原列传》，讲到屈原创作“楚辞”时，顺便就说起了《离骚》《九歌》等诗篇，并说“离骚”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离别忧愁、告别忧愁，一种理解就是发牢骚；“九歌”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一 “九歌”的“九”通“纠”，是绵缠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情歌，是情诗，其二“九歌”的“九”在古代几经辗转和“神”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因此“九歌”就是鬼歌、是神歌。同学们都听得兴致盎然。接下来对课文《屈原列传》他却不多讲了，而是要求我们自己学习，既要弄懂课文中文言实词和虚词的运用，包括通假字、异读字、多音多意字，也要搞清特殊句式的意义，并特别指出文中也有记述不祥、不尽合理的地方，希望大家好好找一找。结果大家还学得很好，对文章中的知识掌握得极为到位，出自《史记》的一篇课文，不知不觉就被同学们啃下了。在课余，易老师找来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如《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散文，《星星》上的诗歌，让学生自己去读、思、悟。他这样做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那些年隆回六中学生高考，语文成绩在县内都名列前茅。我记得当时不时有其他学校的教师、有外县的教师来六中听课、“取经学习”。

课堂上，易老师是学生的“严师”；课堂外，则成了学生的“益友”。有时晚餐后，有的节假日，他总带着学生在校前校后的森林里、云溪河边散步，讨论学习上的各种问题，或是畅谈人生的有关心得、体会。同学们都乐意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常常像父亲和兄长一样亲切、随和，学生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后，我忘记了临我值班要“帮厨”，即替厨房师傅收碗、洗碗，管理学生食堂的一位姓肖的老师认为我是故意的，一连三天都在学校广播中点名批评我，说我是成绩好一点自以为是，说我不像个学生而像个社会上的痞子，说谅我这样的人考不上学校成不了人，总之话讲得都很难听，弄得我灰头土脸无心读书。易老师得知这个情况后，要我向肖老师好好解释解释，诚心进行自我检查。我听从易老师的话，向肖老师做了反复解释并进行了自我检查后，肖老师依然如故。这时易老师对我说：“既然这样，你就不要理他，任他说什么，你就当没听到一样。”我按照老师讲的作了。肖老师把我这件小事念叨到何时才为止，后来我也不知道了。因为此后我对那个肖老师已毫不在意。

易老师课上得好，同时亦“术业有专攻”，还是有名的楚辞研究专家。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初入六中时，他刚从中国社科院参加研究员考试回来。他的专业成绩很好，但政治、外语两门却拖了后腿。这之后他并未泄气，而是业余继续在楚辞研究方面下功夫，在不影响上课的前提下，相继在一些知名刊物上发表了《〈离骚〉义释》《〈天问〉问天》等大量学术性极强的论文。至于几年后他大量发表并出版有关“楚辞”的著作，并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影响时，那是我离开易老师讲台后的事，此处不叙。

易老师夫人宁碧莲老师也是隆回六中的教师。这老两口对学生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学生若是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乐于帮助；学生要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乏教诲，耐心诱导，引人向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班上犯了一点小错误，受到了班主任刘老师的批评，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这事他们知道后，宁老师把我找了去，说易老师喊我有事。我到易老师面前后，易老师要我和他一面和在校门口散步，一面细致询问情况，并和我讲道理。他说：“做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都行得稳，站得直，‘身正不怕影子斜’。”说到这里，他指了指自己脚底下，说，“你看我身正了，哪怕我的影子斜了，我的鞋穿歪了，我脚底的路高低不平，对我其实都没影响。你看是不是这样？你自己如果不犯错，班主任怎会批评你？”易老师和我谈过话后，又跟刘老师交谈了很久，主要是为我说好话。后来他要我到刘老师那里承认了错误，刘老师便没再纠缠我的小过节，使我很快就安心学习了。

八二年我考上了大学。易老师不久就调入隆回一中，两年后又调入了邵阳师范。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在生活、工作、学习上，始终给我以指导和督促。他五六十万字的巨著《中国楚辞学史》出版时，特意给我送了一部。端着老师沉甸甸的著作，翻看着中间丰富的考据材料，当我表示深感震惊和钦佩时，易老师平静地看着我，淡淡地说：“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作学问只要能认准一个方向，定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终究会有所收获。”老师话不重，也不多，但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我把它牢记心间。后来我在学问上如果说也算略有成就，先后能出版几部著作，这就是老师的影响吧。

易老师永远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好老师。

刘益轩老师

刘益轩老师是我在隆回六中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在隆回二中时的同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无论怎么说刘老师都是我的老师。

在隆回六中时刘老师三十几岁，单单瘦瘦，高度近视，戴眼镜，近处看人习惯于从眼镜上边挤出余光来，所以常常给人以严肃的感觉。

刘老师是文革前从湖南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正宗的大学本科生。但刘师母那时没有工作，又有三个孩子读书，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子，家中难免显得拮据。

刘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兼教我们班和另外几个班的历史，显得一丝不苟。我原来是学理科的，后来因自己的兴趣改学文科，初到刘老师班上时，刘老师立即给了一份历史考试题目要我答。我答了两个多小时，工工整整地写了几大版，但刘老师看过后，说我仅能勉强及格。他给我的评价是：“记忆力还可以，综合能力不行。”刘老师告诉我：文科也不容易学；文科答题的奥妙主要就是要善于归纳总结，要把不同年代、不同地域、散布于不同章节的内容多做横向和纵向对比，并用自己的话加以阐述，而不要对书上的东西死记硬背。刘老师上课，学习方法讲得比较多，对学生启发性大。

或许是受所学专业的影响，刘老师待人很实诚。在我们班上，有个叫陈某的，爱耍小聪明，坑蒙拐骗，品行极为恶劣。刘老师知道后，把他的桌子搬了出来，说他这样的人及早不读书好，免得以后危害社会。不论陈某找谁来说好话，刘老师都不为之所动。他眼里就是容不得揉进沙子。

当时六中有很多菜地，老师、学生大量种菜，上半年是瓜果和辣椒，下半年是白菜。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和刘老师一起为白菜浇水。有块地的白菜长势较差，而之所以差，就是开始的秧苗不好。大家正议论纷纷，这时刘老师发表了他的看法：“秧苗好，菜后面才生长得快。一个人以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秧苗时期也十分重要。我希望你们都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健康，是指身体、心理都健康，不要存在某种缺陷；做个好人，主要是品行要端正，思想作风都好；有用，就是要有本事，有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说完，他用眼镜边上射出的目光望了望我们，然后说：“秧苗不健壮，以后竞争力就差。”听了老师的话，同学们都点头称是。我把刘老师的话，记到了心田深处。从此以后，不管是在中学，还是读大学，不管是在学校，还是走向了社会，我始终按照刘老师说的三句话严格要求自己。我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而且后来对我的学生，对我的孩子，也是用这三句话教育他们的！

我考入大学后，刘老师调进了隆回二中。我大学毕业时，也被分配到隆回二中，于是我和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就成了同事。

刘老师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怀我。我初次上讲台，他告诉我很多教学的奥秘，如要大胆，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多让学生发言，作为教师如果上课讲错了要勇于承认并纠正，批评学生要讲究策略并不要伤及学生的自尊心，等等。在他的帮助下，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教过两年高一后，第三年我被学校安排任教唯一的高二文科班并担任班主任。全班六门学科，除了我这个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是三级教师外，其他五科任课教师都是县内知名的高级教师：政治卿国烈书记，地理周青云老师，历史刘益轩老师，数学欧阳如老师，英语刘述熬老师。

在二中，刘老师不仅在工作和生活上关照我，尤其在思想上告诉我不要走偏差。八九年我教高三，五六月份，一些年轻教师受时局影响，极为激愤，停止授课，升国旗，奏国歌，甚至扬言去邵阳市区参加某些自发活动。我开头也想和这些人凑一块去。但刘老师发现我的苗头后，好几次反复告诫我不要头脑发热，要看准社会发展大方向，三思而后行。由于刘老师的指引，我才避免了走偏路。还有，就是八九年德高望重的宋鹤鸣校长调去隆回一中后，二中领导班子发生了变化，大约自九零年始，主要领导之间矛盾重重，这几个拉一派，那几位成一派，勾心斗角，搞得乌烟瘴气。我因业务还不错，在年轻教师中有点影响，所以一时也成为了他们争取的对象。我自己觉得很受用，当有位主要领导要我去做刘老师的思想工作，要他站位这位领导一派时，我真的去劝说刘老师了。刘老师听了我所讲的话以后，很冷淡地回了我几句：“那些人都只考虑个人私利，却不为学校着想，没一个好东西，你不要多费口舌了。我劝你也不要跟着那班人胡闹，那样做到头来不会有好处的。”以后事态的发展正如刘老师所言，那些人斗来斗去，两派俱伤，被上级发现后，都被调出了隆回二中。有刘老师提醒，我和那些同志都保持了一定距离，从而未过多地为人利用。刘老师从来就是这样公正直率，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刘老师告诉了我应怎么做人！刘老师现在近九十岁了，还生活得好好的，愿他人家长生不老，万寿无疆!

傅治同老师

傅治同老师是我在邵阳师专读书时的古代文学老师，负责主讲元明清文学。

傅老师四十几岁，腰杆挺立，目光炯炯有神，说话带明显的湘中方言。他记忆力极强，知识面广，讲课滔滔不绝，诗词歌赋散文戏剧小说都顺手拈来，且富有头理性和趣味性，故很受学生欢迎。他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挤得满满当当，连平常喜欢逃课的同学也极少缺席的。

我原本对古代文学感兴趣，听傅老师讲课后，就尤其认真，笔记做得极细致。特别是他对戏剧和小说的讲解，我和许多同学一样，简直听得入了迷。例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他往往把同一作品中的不同人物、不同作品中的类似人物进行多方对比，从而显示他们性格的差异，也显示出作者写法上的区别；对作品思想意义的讲述，他往往列出不同观点，不过早下结论，而由学生自己在阅读和思考中得出自己的看法。经过傅老师一年的教学，我对古代文学的兴致与日俱增，后来还学得很优秀。

傅老师课余也不时到学生中来，和大家探讨各种问题。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来我们男生寝室了解大家学习的情况。到我们寝室时，我趁机问他：“傅老师，鲁迅先生评论《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清之人情小说’，但又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要如何理解？”傅老师思索了一下，回答道：“说《红楼梦》是‘人情小说’，这容易理解，你看它写了‘宝黛爱情’，写了‘金玉良缘’，写了十二正钗和十二副钗的各种遭遇，这主要是就题材来讲的。鲁迅后面这几句，就和小说的主题有关了。”我有点迷惑：“难道《红楼梦》的主题是乱七八糟？”傅老师笑了笑，问我：“鲁迅的《阿Q正传》你读了吗？”我点点头，表示读过。傅老师说：“《阿Q正传》的主题是什么？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完全一样的答案。有人认为它是批判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的错误的，有人认为它是反映当时群众的愚昧、麻木的，有人认为是表现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的，等等。你觉得为什么人们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我想了想，说：“主要是读者的观点、立场、生活经历不同，因而造成大家理解的差异。”“是呀”，傅老师说，“一部真正好的作品，会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和体验。正如苏轼笔下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得到的印象自然有区别。这就是你们在《文学概论》中所说的‘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老师，鲁迅先生为什么那样评论《红楼梦》，我懂了。”傅老师怕我理解错误，继续往下说：“你看，《红楼梦》就如同一个万花筒，从不同的角度照见出不同的世界。小说以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三人的感情发展、婚恋结局为主线展开叙述，风花雪月，谈情说爱，缠绵不绝。伴随贾氏家族的荣辱兴衰，情节跌宕起伏，包罗人间万象。所以，不同的读者，当然对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傅老师不但给我上了古代文学课，也让我加深了对文学理论原理的认识和应用。

从邵阳师专毕业后，我本以为在老师那里当面受教的机会难以再有了，不料后来我又多次和傅老师走到了一起。

大约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份，我们隆回县诗词楹联学会的马轶麟会长率领几个会员去邵阳市参加诗词协会的年会。那时傅治同老师已经六十来岁，他以教授的身份兼任邵阳市政协副主席、市诗词协会会长。马会长把我带到他面前时，马上就认出了我，并叫出了我的名字，并准确地说出我是邵阳师专八二级的学生。马会长向他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后，傅老师很高兴，说：“好啊，好啊，我的学生中，写新诗的不少，可会写古体诗的人真不多。”和他交谈过一会后，他便告诉我创作古体诗要注意哪些问题、须从什么方向努力。他的神态、语气，仍是当初我尊敬的老师。

此后我和傅老师便多了电话往来。

当傅老师的著作《治同文存》两大卷出版后，他特意给我送了两本，在扉页还提出要我提意见，并盖上了他的大印。读老师的书，真让我受益匪浅。

后来受老师和朋友的鼓励，我不揣浅陋，写了一部《唐诗类谈》。当我拿着书稿找到傅老师家中，提出想请他写篇序言时，傅老师还没读书稿，一口就答应了。他让我将书稿留下来，说序言写好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此后还不到一个月，傅老师就打来电话，说序言写好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老师那里去拿序言——他何止给我写书序呀！我一本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傅老师不但从头至尾仔细看过，而且一页一行校对过，对一些存在错误的地方，则用红笔做了细致修改。例如，我一篇《诗言含蓄意千重》的文章中引用了唐韩翃的《寒食》作分析，以说明诗歌蕴藉、含蓄的重要作用；但在对最后一句“轻烟散入五侯家”作解释时，我只举了《后汉书·宦官传》中的说法，即：（汉）桓帝封宦官单超新丰侯，徐璜武原侯，具瑷东武阳侯，左琯上蔡侯，唐衡汝阳侯，“五人同日封，故谓之五侯”，指出韩翃的诗用意在于借古喻今，以古讽今，就是借寒食赐火之事以讥讽唐代的宦官专权。傅老师在一边的空白处用红笔给我补充：“五侯”的解说有几种，如汉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皆为侯，时人谓之“五侯”；东汉时梁冀当权，其子、叔等 五人皆封侯，为“梁氏五侯”。此诗中的“五侯”应另有所指，应是指桓帝同日封侯的五宦官。我看了老师所加文字后，觉得加得好，而且必须加，如像我原来的行文，只有一种解释，那还怎能谈得上含蓄？唐德宗读诗后肯定看出作者这是对本朝的事进行嘲讽批判，还怎会特别喜欢此诗，以致赏给韩翊“知制诰”（皇帝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傅老师在治学上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的！

我的《唐诗类谈》出版后，读者反响还好，这与傅老师付出了心血、对我予以多方面的关怀和指导是有紧密关系的。

傅老师平日并没传出患什么疾病的消息，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我突然惊闻噩耗：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了。初闻此消息，我还觉得不可信，但很快就从多方面得到了印证。失去了尊敬的师长，我觉得锥心之痛难忍，悲泪长垂。在悲痛中我拿起笔，吟成了《挽傅治同老师》这样一首小诗，以志对他老人家永远的怀念：

冬日风摧大树残，惊闻噩耗遍身寒。

台前几载欣闻道，笔底百回屡解难。

无限诗文随意展，清纯师友尽心谈。

书犹历历声声在，长哭先生泪涌澜！

傅老师一路走好！老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