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望云峰丨刘长华:记忆诗学与《修改过程》

来源:隆回县融媒体中心 作者:刘长华 编辑:周 颖 2026-11-17 12:02:23
 
—分享—

正如评论界所意识到,无论作为修辞手段还是生存层面的反讽,都是韩少功小说中的一大突出艺术景观。反讽体现了写作者的智性人格,其非同寻常的审美效果就是让读者在滑稽谐趣的精神滑道中猛然刹车,与一种叫反思的力量撞上满怀,豁然开朗、醍醐灌顶或者让人“笑中带泪”。《修改过程》派生于韩氏创作思想大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反讽大戏”的压轴。几个主角和一方不大不小的时空舞台出演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所有的悲欢离合进而一个时代的 寓言、国民生存的缩影。慨叹之余,不由感怀。原来包括我们曾经参与甚至那么壮怀激烈、慨当以慷的人生和历史,现在捡拾起来,冷静一想是那么的可笑、稚嫩和不足称道……与之同时,作品以回忆视角建构主体框架。这也正是韩少功从一迈上文学道路和极其擅长的“手工艺”。确乎,一切都是由时间来裁决,“洞见”是因由拉开时间距离而获得的。反讽的生成机制是“语境”,其基石正是时间。反讽就消融在个体人生历程、整体历史语境的记忆之中。因此,这种记忆诗学在《修改过程》就不再是技术操作,而是涉及到对韩少功近些年来甚至整个文学观、人生观等的推进性地把握和深层理解。

记忆中的“纯真”年代: “一本正经”

《修改过程》虽说以77级一个班级同学为书写对象,但作品一开始就圈定“那些大龄生”“读过生活这本大书”的,有论者关注到韩少功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着意。在笔者看来,从中应包含小说作者的两点用意。一则,“大龄生”是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历史阶段,他们的文化心灵是“并置”、混融的,作品中故事时间就有向前延伸的可能,文学文本的容量在增殖,并寄寓了作者对两个看似断裂的历史时段某些个性化思考; 一则,“大龄生”经历过社会风雨,但回炉到大学这座“象牙塔”里,在气场上被“提纯”,更加真实地流溢出他们已经定型化了且更具考察价值的精神人格。一边是“改革开放”,一边是“高考”与“大学”,这两股同源春风最令当时青年大觉层云荡胸、山河壮丽。自不待言,中间还不免犀杂着转型时期所 固有的呛鼻味儿。“文革”和“极左”在大小、有形无形场合所高倡“禁欲”思想和由此而来的“清教徒”人格理想之塑造,长期以来所设置的各种框框条条……与新的时代境遇在某种程度有着奇妙的榫接。它们一主一辅、一明一暗地组合成了所谓的“纯真”年代。“纯真”年代里的人们奉行“一本正经”。

动辄启蒙者姿态以示同步时代。启蒙理想及其实践推动了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风驰电掣,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传统意义上的启蒙其所自带的某些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对此从学理上有过深孚众人地揭猱。启蒙在最初对于中国而言又是舶来品,中国在接受西方思潮时且往往是毕其功于一役。韩少功从80年代就开启对现代性反思,“解构启蒙”,以至于在90年代后,见异于现世通行的声音一阵又一阵;另一方面,韩少功又是启蒙的绝对捍卫者,2016年4月与李陀在一次对谈上,依然庄严地发出“我们今天需要新启蒙”。诚如人们所言,韩少功的启蒙思想是丰富的。一 句“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抑或是韩氏启蒙思想最为关键的精神内核之一。启蒙的大忌便是启蒙者由此祭出高姿态 从中牟取一己私利。《修改过程》写到校长颁布恋爱禁令,陆一尘反应强烈,立即以“如果血不能在身体里自由流动,就让它流出,流遍大地”一纸格言励志,大肆造势,呼朋引类,揭竿而起,俨然时代觉醒者自居,恍惚间有英雄再世。确乎, “自由”等词汇在其时是极具煽动之能量。但聚众时的抽烟、喧哗……完全不顾起码的文明素质和公共道德。而最令人不堪的是,陆一尘成名了,却陷入了“三角恋”之中,更是闹得鸡飞狗跳,自己也是身败名裂、土头灰脸。与之可称姊妹篇的便是校园“反腐”的行为。大家静坐抗议,“表现出战斗到最后一些的悲壮”。马湘南从中上蹿下跳,一副领导者的派头,结果被人辨认出他假冒组织部干部到处推销党章。肖鹏闭口尼采、弗洛依德以示“叛逆”,大家兴师动众地选举学生干部……点点滴滴在今天看来不过尔尔,但启蒙是当时最能号令天下的大旗,可笑的是它居然都成为一些人的护身符。这因为人们热衷于宏大叙事;因为人们并不真懂启蒙的本真含义;因为人们习惯于被动接受……

一副“大话”“猛话”以示严肃神圣。“马列老太太”(谌容《人到中年》、“谢惠敏”(刘心武《班主任》)、“运动根子”(古华《芙蓉镇》)等等一大批文学人物,都是被“左倾”政治话语所包裹的典型与符号。这些政治话语的精髓是阶级思维、斗争意识,表现形态是“进步”美学和崇高美学等。当然,这意味着正常人性中的一些侧面就会遭到驱逐。班长楼开富(《修改过程》骨子里是比较势利,善于算计和攀爬的。他对马湘南的额外关心、关照,而对普通家庭子弟赵小娟的主动追求不咸不淡就包含这样的成分。他很大程度上又是迫于组织纪律的,甚至以政治口号为自己的遮羞布和兴奋剂的。于另一角度,这表露了“楼”“单纯”的一面。马湘南尝试给他介绍女友,楼开富欣然前往,但“开口就做报告,讲理论”,人家姑娘吓得转头就跑。“楼”后来自辩到“初次见面,总得有一个过程”,以谈“正事”来以示他对爱情的神圣严肃,其实根本不懂女性和恋爱,整个行为徒增笑柄。“左倾”环境中,相关的身份形象和话语姿态的确能博得掌声和某些人的注目,但那应与爱情无关。50年代的《我们夫妇之间》《红豆》等以及更多“另类小说”的兴起就充分地表征爱情与进步美学、积极美学之间不是一一映射关系,一如人们所批评红色经典文学中的情爱观有失简单。喜欢“大话”“猛话”的还有主管学生思想工作的王副书记。作者同样施以漫画笔法。王副书记一方面经不起商品经济的诱惑,居然在家里养猪赚外快,另一方对时势极度敏感,习惯“上纲上线”。对一个有些异常的电报文稿,高度紧张,认为有敌特的蛛丝马迹,便与楼开富同仇敌忾,明察暗访。结果电报解密,事件只与“卫生巾”有关。“楼”和“王”对于日常生活极端政治化,而且予人感觉煞有其事,显然还是出于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思维。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绝对二元对立,无视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深邃度。

俨然正义在握以示道德风范。因“三角恋”,陆一尘遭受围攻。同班同学毛小武“异人异相”,其表情常给人感觉铁面无私。“陆”本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结果在双方斡旋下,毛小武主持了所谓公道,让双方互捶几拳以平息事端。“陆”饱受一顿皮肉之苦。“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毛小武所为就是原始的正义观。如此正义观是不大被现代文明、现代法律所接纳的,但它抢占了道德高地,毛小武表现出不偏袒、不徇私枉法,正义在握的模样,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几千年来,中国是“以道德代宗教”,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推翻旧道德,树立新道德。但道德本身就固有的威力在百姓心中并没有减弱。“文革”中的二元思想是强化了道德的魔力,譬如坏人往往都有男女作风问题,而作风有问题是极其致命的。“义”作为泛道德的扈从还充分体现在毛小武的“孝道”上。“毛”一次大有豁出去,与人一战到底,不胜死不罢休的味道,连公安都拿他没辙。结果病榻上的老母亲被人推过来,“毛”立马像泄气皮球,偃旗息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不管正义究竟是何谓、何为,集体无意识中都认为就是正义就是道德,道德就为大佬,就有感召力,就能畅通无助。马湘南打着公益清理赃污湖水的幌子,周边的机构和群众慷慨解囊予以资助,部队出工出力。因为表面上一池湖水本身的确与马湘南没有直接关联,他的行为就是基于道义,有副市长的手谕见证。众人生怕背上道德骂名,马湘南却从中大饱私囊、钵满盆盈。

记忆中的“务实”岁月:“没个正经儿”

77级这些“野生动物”有过人生历练和生活淘洗,毕业后走向工作和社会,从道理上来讲,他们会更成熟、更务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先后融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系。韦伯有过为国人熟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一方面“雇主的商业活动也解释成为一种天职”,另一方面“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虽无新教精神的融入,但经济对新伦理的形成也是显然易见的,譬如商品交换原理所产生平等观念、务实意识等。中国文化母体诞生在内陆平原,“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李泽厚就干脆以“实用理性”名之。但是,《修改过程》中的不少人物在总体上表现出“没个正经儿”,尽管可能面对的是“郑重其事”。这种相向状态,是真实地呈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生活和文化流转中某些值得关注与反思的存在的。

日常人生的娱乐至上。小说开篇就是一出连环娱乐戏。肖鹏将陆一尘作为原型并就其风流史写进网络小说,陆一尘的兴师问罪,两人“互掐”,从中“陆”还道出让人忍俊不禁的“段子”——他爱昵地拍了九岁侄女的屁股,侄女非得去法院上告他“性侵”不可。当然,更娱乐的还在于小说设计“陆”风流的对象是一个腰肥膀壮的富婆。而且富婆在一次节目中“本依据脚本谈谈孝道文化”,结果成了爱情发布会,她的爱情是上演了“现代的狗血情场还有这一款纯真”。这样的场景和桥段,国人大概并不陌生,曾几何时各种情感类的视听节目中此起彼伏。爱情、性等之类的话题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禁忌、羞答答的。在消费时代到来,它们就被包装成看点和卖点。人们对娱乐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八卦小道消息极有市场,楼开富本想求找同学赵小娟办事,结果被人捕风捉影,酿得家庭鸡飞狗跳。波兹曼说过:“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娱乐能给人带给即时快感,但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消解也正如波兹曼所忧心忡忡的,其对经典正统的戏拟和解构也常为题中应有之义。50一代绝大多数是在革命文化洗礼中成长起来,革命文化在他们心目中就是正典。当暴发户马湘南在“点听”革命歌曲,发现被窜改成几乎不成样子时,不由怒从中来。而服务员的一句回复“大家都这样嗨的么”,正道出了时代的某一心声。马湘南其人何尝又不是如此?他在公司,以指战员身份自居,以过去的战争纪律文化武装下属;另一方面又时常奉行“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一副大佬派头。他越是严肃地治理麾下的商业铁军也让人觉得他是在小题大做、娱己娱人。

利益关涉中的内外忽悠。正如大家所意识到的,“忽悠”与“欺骗”还不完全是同一语,因为它还含有玩笑的成色,并不旨在显示施事者的居心和手段如何。“忽悠”从词源上就是出自某次娱乐节目。毛小武走投无路的时候,想求助楼开富。楼开富和其夫人就扮起绿卡持有者,其夫人都从洋改名换姓了,以介绍人家移民为职业。但“毛”移民是师出无名的,他们就怂恿他申请庇护。这都让当事人觉得有些不可理喻,因为两者毫无瓜葛,纯属胡扯。“毛”最终被骗去所谓的预支费大几百美金。江湖老油条马湘南与郭副郭省长有过邂逅,念及当年同窗之谊,两人合影存照。“马”将照片裱装于办公室,以示两者关系亲近。后来他专以郭副省长与之有事联系为由,故作神秘,以显神通广大,众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实际上他不过是从中偷闲自娱自乐。来不及拉虎皮扯大旗以到处招摇撞骗,他倒把自己忽悠进了一个麻烦——被郭副省长强行要求安排几百个下岗职工的工作,搞得自己狼狈不堪。“喜剧模仿低劣的人;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滑稽的事物,或包含谬误,或其貌不扬,但不会给人造成痛苦或带来伤害”,大约“忽悠”是最能诠释戏剧精神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利益介入,只是有时表现得文雅些。譬如曾经一度文艺行业的“忽悠”之风就有过大涨,各种造假手段层出不穷,赝品漫天飞。还有一些“忽悠”可能就是制造噱头。在噱头中达到了“欺世盗名”。更为不堪的还在于施事者自己还“毫不知情”。这种现象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属于典型的不学无 术。《修改过程》中的肖鹏会犯下这样的闹剧。他将王维的两句诗据为己有,还自以为梦中妙手偶得,还四处炫耀自得。这种看似无心的“忽悠”或“指鹿为马”恰恰是犯了作为文人和学者的大忌,因为他们的天职或生命就在于创造,否则意味着价值枯死。

官场文化中的过度微妙。微妙作为对象,需要主体高度的小心谨慎,才能达成形式的匹配和精神的“共振”。问题是,当这种“高度”成为“过度”,“小心”往往就演绎成了“一不小心”。因为主客体之间没有达成终极合解,所有的“小心”其实都是“一不小心”、“心不在焉”、“吊儿郎当”等。悖论或者事与愿违就在这种一不小心中绽放开来,尴尬、滑稽等审美“后果”就生成了。90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官场小说极其发达,蔚然壮观。它是文化消费主义的衍生物,但的确也反映了在经济和文化转型的进程中,主体性的人格生成之艰难,是很能说明某些历史问题。对于这种“一不小心”,《修改过程》就集中性地围绕楼开富的职业遭际予以展现或阐述。经过多年的爬摸,他“练就一身眼明手快的功夫”,但“现形记”还是层出不穷。他想巴结讨好,给领导分配最好的 一间住房。结果却适得其反,领导大光其火。因为房间挂了一副“天涯海角”的图画。“‘天涯海角’暗含走投无路的意思,很不吉利”。官场文化中的“潜文化”“潜规则”让人防不胜防、 弄巧成拙。“一个健康发展的个人只能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群体中产生和生存,反之亦然”。当身处由“潜规则”等所建构的软环境久了,就会出现常言所道的人性裂变。现实生活与相关文学题材中的“小人物”“灰色人物”在为人处世上, 就往往会犯下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低级错误”来。好心办坏事,越描越黑……成为其中的“标配”。姚部长说自己内火太旺、嘴上起泡,楼开富为了套近乎,接话搭话,他说上火时便秘。结果让姚部长很难堪。楼开富立即自我反省,小心赔罪。后果愈想愈恐怖,道歉说话便失控,思维混乱、词不达意,局面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彻底迁怒了领导。作品用了好些文字描述楼开富“劫后余生”的杌隍、气馁之象。

记忆中的超越同时代行为:“认真,你就输了”

无论“一本正经”,还是“没个正经儿”都是表征了施事者在面对和处理相应事情在价值判断、人生态度上是矛盾的和相向消解的,上文中的分析也是包含这一点。据此研判出之所以这些经历事后最终演变出一个个笑话,是因为根本在于施事者还不够达到真正的“认真”。问题是整体时空有种牢不可破的规定性,异端者带着“挟山超海”的理想出发,最终还是不免上演唐 ·吉诃德的悲壮甚至“荒诞”。套用一句通俗歌词,“认真,你就输了”。易言之,最终还是徒增笑料。

有“信”就有力量?小说将故事的导火线安插在陆一尘怀疑肖鹏是以他的事迹为小说原型并故意丑化他,问罪的路上不断印证自己的猜测。陆一尘确信文学一定是反映生活这一朴素的文学原理。“信”的命题提出实际上涉及到19世纪以来中外重大的思想史问题,其中包括信仰、信任等一干分支。现代性社会的莅临,“上帝死了”,思想趋于多元与复杂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人类在不断相信的某些对象,以至于被这些对象击溃他们的“信”。梁济所发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世纪之问是部分表征了人们的内心危机感,“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了”。确实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等来看,随着道德的失范、制度的滞后等,人们之间信任系数大为降低,甚至信任都沦为某些人行骗的砝码。史纤在大学期间带回一个陌生人。陌生人表面上很可怜,史纤动以恻隐。他也相信人性善,收留了陌生人并顶住压力、尽最大努力帮助之。出乎史纤和其他同学意料的是,那人居然是手腕老道的蟊贼,史纤无疑是引狼入室。向来老实巴交的史纤引起大家无限遐想,“你们不要相信我,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不可能相信我”正是史纤最感到绝望的的。史纤被骗,主要是金钱利益作祟,而市场经济又是经济利益为内驱力的。现代性社会的到来,人际网络编织得更密了,但彼此之间的真情实感无疑稀薄了,吊诡的是各种虚以委蛇却更繁复了,人们似乎更懂客套了。如果你对此信以

为真,你就是“一根筋”(《修改过程》)。林欣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众人相约十年之后聚首。在座各位个个都信誓旦旦。林欣带着“想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来赴约,结果大家统统都把此事忘了,甚至连她的存在都忘了。林欣陷入又是气愤又是失落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如此诡秘莫测,连亲人、夫妻之间连基本的信任也在淡出。马湘南在生意场上欺上瞒下。妻子对他也不信赖了,对其实施过录音取证。他发觉后,神经开始失常,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监视他,疑神疑鬼,对谁都放心。这最终加速他的奔溃。他的“奔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信”的奔溃,一如马湘南的后妻一度获得各种成功,其中不乏她的个人实力使然,但就是没有人信。

代沟想填平就能填平?众所周知,波特莱尔有句名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艺术这种表现,无疑根本源于现代化节奏的迅猛和心理时间的流逝过快。父子冲突的激化并成为鲜明夺目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开始步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历史的推移,父子冲突上升到了代际冲突。代际的冲突加剧表征着现代化的深化。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悖论。马浩是商界强人马湘南的“心头大患”。马湘南在商业战场披荆斩棘、叱咤风云。没想到作为他唯一希望的马浩就是纨绔子弟。他的种种怪诞行为让马湘南根本无法理解。马湘南想送他去精神病医院就是一种极端性 地与之沟通的象征。马湘南从骨子里希冀马浩能继承衣钵,光大家业。但马浩的兴趣与特长在电游。两者完全是方柄圆凿。马湘南恨铁不成钢,无法达成和解,最后有过屈就,听之任之,结果马浩在股市里彻底赔上全家老本。马湘南与马浩的抵牾是思想观念的差异,是“代”沟难填。马湘南无视这一点,所以他越努力越失败。富有意味的是,两代人的冲突作品还将其延伸拓展到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融合之中。马波的身份认同和情感指纹完全出乎曾经作为他老师的林欣所能接受的阈值。林欣尝试去召回他的某些记忆,但那纯

属无效的操作的。现代性的峻急导致人际之间的伦理、认知等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代沟是普遍性的、纵深性的。小说还特意安排了史纤回访校园这一场景和细节。他本想“梦回桃花源”,带着“欢喜与激动”(《修改过程》)。结果迥然相反,学生把这位大师兄视为扫垃圾的唤来使去。学生们表现出素质低下,学风散漫,但另一方面对雅思、托福等考试又是一门心思,想象中精神气荡然无存,与77级的形象判若云泥。曾经的 “象牙塔”已经“败落”到如“面目全非”。史纤想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最终只好反向学生们示以歉意,狼狈收场。想填平代沟从根本上还是否定时间带来宇宙人生的,这显然是“刻舟求剑”。但,时间变幻如此之快,到头来主体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便是现代性的悖论。人啊,究竟是怎样的怪兽?当然,从一方面来看,如果深知时间是不可抗拒的,所有人都将是时间的败将,本着如海德格尔所言的“向死而生”,放下执念,或许就是对物理时间的某些拉伸。在贫乏的时代,诗人有为?韩少功是个时代感极强的作家,表达了他对人文的最深刻关切。这种深刻甚至有时让作家表现出压抑不住的焦虑和激越,在小说的第十九章中,他以“现实很骨感”为题。故事情节以时尚文化——“穿越”的方式虚构了小鹏与“惠施”的对话与论辩。他们的话题就是在“强大”、“骨干”的现实,文学究竟是否有用。确实,在这个物质化、技术化宰制的时代,功利和世俗成为了人们最为奉行的哲学,但“仍有人仰望星空”。不过,作者深知理想究竟还是理想。

在贫乏的时代,诗人想“有为”也是极其悲情的。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赤子之心的史纤被骗盗了,经受不住良心谴责,他庶几疯了。他最后与外界、与同学中断了联系。他开始写诗,从心性到行为都绝对是一个诗人。他最后穷困潦倒,下岗失业,以养蜂为生,成天活着山花灿烂之中。美其名曰“花花太岁”,但他与风花雪月、灯红酒绿绝缘,只与原始思维和自然山水同床共眠,只在精神世界里活出自我。不同流俗,在广场上朗诵,隐现着80年代启蒙者的神采,但被嫌犯遣送回家。小说别出心裁地安排了 他参加同学聚会。在中学聚会中,往日朝夕共处的同窗分成了三六九等,按照向学校捐款多寡编 排座位。史纤最终被认定叫花子而被轰出校外。他最终拿出诗稿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是徒劳的,学校需要的可能不是诗歌内容,而是布面烫金的精装本封面。后来惦记到大学同学聚会依稀挂念他,于是乎他回访大学与自己的青春之约。有人说过,“大学精神的本质是恢复人类的天真。”但史纤所遭遇到的情形正如上文中所论述到,唯一的选择便是丢盔弃甲地回逃。以传递价值、昭示灵魂为已任的教育上下都沉沦如此,整个过程史纤都还停留在以为诗歌是时代心灵、诗人是时代灵魂的认知之中。《修改过程》传出的 是荷尔德林的一声叹息—— “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

从记忆诗学到诗意的存在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展开,可以清晰确凿地勘定“反讽”在《修改过程》中所占据的精神比重和不可取代的意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回首这批77级有黄埔一期之誉的大学生心路历程,原来他们是如此这么令人觉得可笑,中间不乏让人笑中带泪。当然,其中不乏留有作者刻意地漫画笔法。但是,正如上文中所提示过的“他们”这群“野生动物”身上凝结着整个大历史、文化大叙事的精神印痕。作者是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地抓住了整体历史的某些心象的,是有充分地寓言化味道。

作品能如此淋漓尽致地释放出反讽的艺术能量,除了与作者的写作能力相关,还在于包括作者在内的这一批人都年近或年逾花甲,已经或将已以“赋闲”的方式度过余生,距离工作与社会的中心舞台渐行渐远。曾经的存在将以回忆的方式出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岳飞《满江红》)将演绎成“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功名尘与土”。易言之,主体将与曾经的存在拉开距离,曾经“无暇他顾”或者干脆说有着利益介入和鲜明立场的精神姿态将卸 下,将以静观的方式进而审美的方式予以观照和返回。这就是记忆诗学的内蕴之所在。《修改过程》在扉页就题有:“亲爱的,我们回忆,故我们在。我们惦念,故我们在”,开门见山地表明作者与记忆诗学之间的亲密关系。关于韩少功的 文学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由来以来的话题。早期“伤痕”文学《月兰》《飞过蓝天》等就是基于知青生活而生,中间的《马桥词典》等是将记忆与其他打开文学的方式融合,前些年的《日 夜书》等再次返顾和聚焦知青生活。记忆在韩少功这里具有本体意味,他说过“一些启蒙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理性,比如说笛卡尔说的‘我思固我在’。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灵魂、理性、劳动、文明等各个范畴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记忆。没有记忆,就是脑死亡,植物人,或者低智能动物”。不少研究者也关注到了这些,但始终纠缠在个体记忆与作者如何对待知青生活甚至“文革”的关系辩证之上。不可否定,韩少功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中,记忆诗学在不同作品中其外延是各有偏重的。本文限于篇幅,就不拟一一做出辨析。《修改过程》中所阐发的“记忆”是集中性的,也有些不太同于其他作品的。

开创了“回忆诗学”的普鲁斯特认为,回忆有自觉与不自觉两种。他认为,非自觉的回忆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再次体验到一种嗅觉、一种味觉,会在我们身上不由分说地唤醒了过去。在生产机制来看,文学更多的是出于非自觉的记忆。而且因此而产生的文学其基调是忧郁感伤的。不过,在文学史上,有将自觉记忆作为自己文学的生产动能也不乏其人。鲁迅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自述人生有很多“偏苦于不能全忘却”便成了《呐喊》的由来,就有自觉记忆的味道,还有他对国民性“健忘”的猛烈培击等更是表征了这一点。通过上文的分析,也不难看出《修改过程》是自觉记忆的产物。在我看来,作品苦心孤诣的地方就是在于提醒读者应该不断地重返自己的记忆,“朝花夕拾”,从过去的人生道路和风雨路程中去捡拾起屐痕处处。这是一种回顾,更是一种反思;是一种怀念,更是一种怀疑。时间差距让主体从中抽离了功利,变得更冷静,更有理性。这是《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者套用韩少功自己的说法,“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当然,这是必须属于那种有理性和愿意自觉思考的。因此,这种记忆就是运用理性对自我的“修改”,人生就是一个“修改过程”。所以,韩少功又说过“人们的道德感,也是依托记忆而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正如上文中所反复论述过的在记忆中,人们可以从政治功利、经济功利等中撤 身而出,在审美中获得人格的健全,而过去所有的执着和投入在记忆中显得那么滑稽可笑。既然如此,在平常的人生、在继续朝前的日子,不如多一份冷静,多一份距离感,生命无疑就是一份诗意,也是可笑的,但不再滑稽荒诞,而是发自内心真诚的。这也就是康德所谓的“审美”,也就是文学的,正如小说在最后一章有两个史纤相遇,一个是文学研究者, 一个就是纯粹的诗人,显然寄寓作者理想的不是文学研究者,因为在制度化下他可能是理性的拥趸,但已经可能被理性 和功利所捆绑。只有纯粹的诗人才会拥有赤子之 心,拒绝功利和世俗的“修改”;这也就是韩少 功自己所说的“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

综上,《修改过程》总体上是在说我们应当重视记忆,在记忆中一方面要自我修改,另一方面要拒绝功利和世俗的修改,只有如此人才能最终并能抵达诗意的存在。

来源:隆回县融媒体中心

作者:刘长华

编辑:周 颖

阅读下一篇

返回隆回新闻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