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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研究 | 刘伟顺:魏源的强军思想在洋务运动中的运用与实践

来源:《魏源研究》杂志 编辑:卢春玲 2023-11-21 15: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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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提出了向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在广州等沿海地区建立兵工厂,自己制造军舰、枪炮,并参照西洋人养兵、练兵之法,加强中国军事训练,以抵御外敌侵略的强军思想与主张。u(m.P可归纳为募练精兵强将、裁冗汰劣足饷、师夷长技以制夷、机灵的战略战术等几个方面。回-但是,他的这些思想与主张,并未得到当政者的重视,更谈不上被采纳与运用。魏源的强军思想,真正被重视,并得到运用与实践,是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掀起的洋务运动开始的。魏源研究的专家学者关于魏源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之论述较多,特别是彭大成、韩秀珍合著的《魏源与西学东渐》一书,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园-3@)但魏源的强军思想在洋务运动中运用与实践,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拟结合多家所述,就此进行综合归纳,以飨读者。

一、洋务运动首领熟读魏源的强军著作

(一)曾国藩终身以魏源著作与思想为导向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清湖南湘乡荷叶塘(今属娄底市双峰县)人,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公”。他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运用与实践魏源强军思想的发轫者,并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序幕。

曾氏早年就曾熟读魏源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编》,他在《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中说: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说、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经济之学,吾从事者有二书焉:曰《皇朝经世文编》……此十种书要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书”,可见他对魏源的崇拜和对其著作的喜爱。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问世之后,更成为曾氏随身携带之宝,常年研读不辍。

(二)左宗棠的案头一日不离魏源的著作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及“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逝后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入祀昭忠祠、贤良祠。

左宗棠从青少年时期起,就专心历史、地理研究,在清朝特别是当时学者中,左宗棠最敬佩并加以认真研读的就是魏源及其著作。左宗棠曾多次指出: “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编》《五种遗规》两书,体用具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而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也是左宗棠随身携带,阅读不辍之书,可见左氏对魏源著作之喜爱与推崇。

(三)李鸿章谙熟魏源强军思想内涵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受编修。系曾国藩入门弟子,1858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后受命编练淮军,以军功累迁至江苏巡抚、两江总督。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巨,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力主强军救国。

清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的奏章中说:“巨窃惟欧州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互市。……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兴立,终不得强矣。”他把加强军事设备的制造,摆在一切事务的首位,提出了“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的主张,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在以后的实务中,也是按照这一思想与主张开展各项工作的。

二、建立军械局厂

(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兵工厂“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于咸丰十年(1860)年明确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次年,又上奏赞同奕昕等“购买外洋轮船,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的主张,并说:“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炮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当年,曾国藩即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从而拉开了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序幕。当中国第一艘自制的轮船“黄鹤号”下水试航成功之后,曾国藩进一步提出“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的设想。数年之后,中国建造的新式轮船“恬吉号”成功,曾国藩十分高兴,提出了要“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与从海上入侵的外敌“角逐海上”的口号。在曾国藩的倡导与支持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兵工厂“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对西方先进的实用科学技术的引进与运用,开的工花因近代工业的先河。

(二)创建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在任闽浙总督期间,于1866年上奏朝廷创建福州船局。他在奏折中提出了“雇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自造”的主张。并说:“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制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准奏之后,即令沈葆祯于福州马尾选址建厂,因此,又称马尾船政局(即今福州马尾造船厂)。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并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1869年6月10日,

船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至1874年就造出了10艘新式军舰,其中1000吨级的6艘,几百吨级的4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海军,抵御外敌侵略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创建兰州制造局

清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于同治八年(1869年)例立西安机器局。并从江南制造和金陵制造调幕了一批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花费三十余万两白银购买德国制机器,用以制造洋枪、铜帽和开花子弹等军火。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西安机器局随左宗棠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兰州制造局有工房十余间,虽然生产能力有限,能依靠本厂的力量制造出铜帽和大小开花弹,还能仿造普鲁土螺丝及后膛七响枪,并且改造了原有的劈山炮和炮架,基本上满足了“西征军”的武器装备需求,在击败俄、英支持下的新疆阿古柏反动政权及其侵略军的战斗中,起到了克敌制胜的重大作用,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对外战争中使用自己制造的枪炮。

(四)强军实业大发展

继曾左之后,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他一生致力于对魏源强军思想的运用与实践,他所兴办的强军实业主要有:1865年,遵曾国藩之命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1870年,设机械局于天津:1871年,拟在大沽建洋式炮台:1872年,请开煤铁矿,建轮船招商局:1875年,筹办铁甲兵船,请遣使日本;1888年,开漠河金矿,北洋水师成军:李鸿章所创建的北洋海军,有主战舰队定远、镇远、经远、来远铁甲舰4艘,总吨位达20490吨,大炮72门。防守舰队有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巡洋舰6艘,吨位达11800吨,大炮116门。练习舰有康济、威远炮船2艘,吨位2600吨,大炮22门。补助舰有泰安、镇海、操江、湄江炮船4艘,吨位3736吨,大炮19门。  )李鸿章兴办的强军实业,对于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继李鸿章之后,张之洞大办强军工业。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直隶(今河北省)南皮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系当时的所谓“清流领袖”。1873年,他出任四川学政,奏设尊经书院。1879年,张之洞反对崇厚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又上奏驭俄之策宜先备后讲:备之法为练兵、筹饷、用人,讲之法为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积极筹备抗法。他起用老将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一谅山大捷。他在广东设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物局,立广雅学堂,武备文事并举。在筹议海防中,主张购船、筹款、练将、设船厂,造炮台,大治水师。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更加雄心勃勃地办起洋务事业,兴建了汉阳铁厂和湖北检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例办两湖书院,筹建芦汉铁路,以尽地力,抵制洋货,育人才,空前地发展了中国中部地区的近代工业。其中以汉阳铁厂规模最大,最为中外注目。张之洞高度论证了兴办钢铁工业的重要性,他指出:“窃以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于铁。”汉阳铁厂于1890年动工兴建,1893年竣工,1894年投产。所产生铁除供应本国外,还出口日本、美国等国家,至1909年,该厂“出口铁七万四千吨,内一万六千八百吨运上海及他口,二万三千七百吨运日本,三万三千八百吨运美国”。

三、大力推行学习西方之风

(一)翻译西书以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在曾国藩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江南制造局于1867年增设了翻译馆,即江南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各国的自然科学知识书籍,如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矿物学、医学、力学等“致格之学”。他招聘了在上海的英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马高温,延揽了懂得外文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华衡芳及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一道翻译西洋之书。据统计,自1867年下半年至1870年4月约三年时间内,江南翻译馆即译出西方科学著作10种,118卷,成为当时中国翻译西书的重心。至1879年6月,刊印译书98种,共计235本。

(二)创办中国第一所近代化机械学校

1868年,曾国藩赴上海参观视察江南机械局时,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很快就在江南机械局附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化机械学校。该校主要讲授机械制造原理,并予以实习的机会,以期将来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管理工厂和制造机器,不再受洋人挟制。1876年,李鸿章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请派武官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1880年,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南北洋电报;1881年,请开铁路,设开平矿务局,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招商局接办各省电报;1885年,设武备学堂于天芝:1894年, 设医学堂于天津。

(三)选派青年学子出国留学

为了快速培养人才,曾国藩奏请选派优秀学子出国留学。他说,此举将“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会同总理衙门商定,派13岁至16岁的幼童120名分四批赴美国留学,每年一批各30人。1872年8月,中国第一批30名官费留学生在陈兰彬的率领下,由上海登轮出洋,驶向美国。其后陆续派出多批留洋生,为中国近现化的发展,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据记载,其中有香山籍儿童39人留学美国,至少有以下十多位就读过美国的大学,他们是:进入耶鲁大学的欧阳庚、蔡绍基、张康仁、刘家照、钟文耀、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陆永泉、徐振鹏、钟进成;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邓士聪;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绍仪;进入斯蒂芬工学院的梁如浩;进入窝士特艺学书院的郑廷襄。

四、魏源强军思想运用与实践的成功范例

(一)收复新疆失地建立新疆行省

新疆古称西域,汉武帝平定西域,先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权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唐代在今新疆设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军事机构。其后,时治时乱,但与中央政权保持了紧密联系。至清乾隆年间,于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三年后又消灭阿睦尔撒纳分裂势力,西域底定。乾隆皇帝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取名为新辟疆土,1759年,清朝平定回部的大小和卓之乱,采用伯克制和军府制,开始统治南疆。1762年,清朝在伊犁设立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魏源在《圣武记·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及《答人问西北边域书》等文中,先后提出了在新疆“列亭障,置郡县”的主张。1875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到1877年底,清军陆续收复了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侵占了多年的天山南北失地。1881年,清政府收复被沙俄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地区。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标志着新疆省的正式建立。新疆政治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凹左宗棠在谈到开发新疆时,深有感概地说: “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自珍)博而不精,不若魏(源)之切实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可见魏源强军思想对收复新疆失地及新疆建省作用之巨。

(二)镇南关大捷

镇南关大捷[7]是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3月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者取得重大胜利的著名战役。1885年2月,侵越法军再次增兵越南,在统帅波里也的指挥下,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向驻守谅山的清军发动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清政府革去潘鼎新广西巡抚职务,任命年近7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领导镇南关前线的抗法斗争。

冯子材决心“保关克谅”,并相机出击收复北圻各城。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根据前线清军各部之间多存派系门户之见的情况,首先召集前敌诸将晓以大义,使各将领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各将领共推冯子材为前敌主帅,统一指挥协调各军的行动。冯子材亲自爬山涉水勘察地形,根据当前敌情和镇南关周围的地形条件,决定在关前隘地区依托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4公里处,系镇南关通往内地之要冲,东西山岭对峙,中间有一条长2公里多、宽1公里多的盆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冯子材亲督士卒用土石筑起一道长1.5公里、高7尺、宽4尺的土石长墙,横跨于东西山岭之间,墙外挖成深4尺的壕堑,并在东西山岭修建堡垒多座,形成一个完备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总计前线兵力约60余营,3万余人,一切准备就绪。

1885年3月中旬至下旬,冯子材率领守军与法国侵略者展开了顽强的阵地抢夺战。面对敌军的进攻,我军将士英勇抗击,誓与阵地共存亡,阻止了法军的前进。经激战,法军接近长墙,冯子材持刀大呼,率领两个儿子率先跃出长墙,冲向法军。全军感奋,一齐出击,与其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惨烈。战至中午,终将中路法军击退。法军死伤近300人,后援断绝,弹药将尽,被迫败退,尼格里只得下令撤退,狼狈逃回文渊、谅山。冯子材抓紧有利战机,率部乘胜追击,于26日攻克文渊,29日攻克谅山,宜称毙法军近千名,重伤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后又将法军残部逐至郎甲以南。该役中国取得重大胜利。

(三)台湾保卫战

台湾保卫战分为两个阶段两大战役,第一大战役是抗击日寇入侵。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五月十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进攻牡丹、高士佛两社。十八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二十二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六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十三日进占龟仔角社。七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获悉日军侵台情报之后,于五月十一日照会日方诘责,并于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六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对日军形成了压倒之势,迫使日军龟缩营房,不敢妄动。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三十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日军于当年十二月一日撤出台湾。

第二大战役是抗击法军侵台。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6月,法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台湾海面。清政府任命名将刘铭传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又授其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应诏入京,当即上了一道《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慷慨主战。6月26日,法国政府下令将驻越南的东京湾舰队和南中国海舰队混合编组,成立一支特遣舰队。7月16日,刘铭传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

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进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从各个方向进行奋勇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1884年8月下旬至1885年3月,法军又多次进攻淡水、基隆等战略要地,均遭到我军英勇抵抗和奋力反击,最后被迫退出台湾。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1885年10月,台湾正式建省,从而确定了台湾为中国七省门户的重要国防地位。

魏源的强军思想在洋务运动中的运用与实践,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仅是个梗概,难免挂一漏万。因水平有限,谬误难免,敬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来源:《魏源研究》杂志

编辑:卢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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