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地图收藏爱好者，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亚新地学社。贵州省都匀市的林晓风收藏了亚新刻印出版的地图几十种，其中《中外舆地全图》《中华析类分省图》《大中华民国分省全图》《湖南全省分图》，都是他宝爱的珍品。“解放前国内尚无几家出版分省地图集册，而亚新就占了十之八九，不能不让人叹服啊。”

民国时期，官方测绘地图尚未大规模开放，以家族产业形式出现的亚新地学社，凭其精谨的地图编绘和出版填补了市场空白。其时间跨度长达40年，各大城市均有分所，一时“邹图”遍及全国，因执牛耳者邹代钧也。

人们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多以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1909年创办），或者更晚些时候留美归国的竺可桢为开端，但事实上，邹代钧和他创办的武昌舆地学会，以及后来以此为基础兴起的亚新地学社，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和发展居功至伟。

一段公案：差点被打成纸浆的邹家“110箱藏书”珍品，如今部分在湖北省图书馆

居住在隆回罗洪乡的邹家后人，随着光阴流逝，关于祖辈的前朝记忆已不甚了了，先辈的书稿物件也大多散佚。邹汉勋第四代孙的手里至今保存着近百幅雕版，不过，相比邹家的实际收藏，这只能算是遗存中的皮毛了。

1938年武汉已在沦陷边缘，其时正在主持武昌亚新地学社的邹家第六代地学传人邹兴钜接到国民政府保存现有文化的命令后，将地学社所有地图资料、藏书、印刷机器打包，装船后过洞庭湖，到资江，一路运回老家新化。解放后，邹兴钜之子邹新垓向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呈请捐赠这批家藏资料。当特派员从武汉抵达新化去接收藏品时，事情却波折连连。

湖南省社科院的退休老人唐伯顾，在省档案馆翻阅父亲（原湖南省文化局局长唐麟）的档案资料时，无意中查到了一份工作报告，详细记载了这段与新化邹家相关的捐赠风波。

“……这两人一到新化，就找到当地农会，结果他们说，邹家是大地主，确实有很多书，但是他们都卖给资江造纸厂作废纸了。”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听闻后马上打电话给湖南省主席程潜。程潜派人找到乡政府，了解到已经卖掉了7000斤（110箱）。再赶到资江造纸厂，所幸大部分图书还保存在仓库。

听说要把这些资料带走，资江工矿处的人非常抵触，因为他们花的263万块（当时币制）都已经入账了。“程潜非常生气，拍桌子发火”，最后，是拿着程潜的手令，直接找到新化县政府。

长沙和武汉各自派了几个专员，将七十多箱藏书、地图重新打包、装箱，用船武装押送武汉。经过筛选，有用的地图全部送到了四野司令部，剩下的资料则移至抱冰堂（清末两湖总督张之洞的生祠），后由湖北省图书馆收藏。

《湖北图书馆百年纪事》记载，“本月（1952年12月），抽调4人，开始清理原湖南亚新舆地学社邹氏捐赠的3万余册线装书。由于自湘运鄂时装箱仓促，致书册错乱，至翌年初方告竣事。”特藏部45万古籍善本中，有3万多本来自邹家，都静静待在1号特藏楼。今年，湖北省图书馆因为搬迁至新址，所有古籍都已打包封存，我们无法见到这批险被打成纸浆销毁的珍贵历史文物。

行程“海道29440里，陆程2480里”，邹代钧抵达伦敦，学习西方测绘

唐伯顾老人回忆起那段往事，仍觉得十分可惜：“邹代钧差不多把那个时期全世界的地图都收购回来了，包括他自己绘制、出版的地图，还有历代古籍，你想想，有多少？”

邹代钧收藏地图的癖好，大概始自1885年那次远游。

那一年，他由两江总督曾国荃推介，跟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国和俄罗斯。他们航行东海、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经过马赛到达伦敦。行程“海道29440里，陆程2480里”。邹将此次旅行日记刊刻成《西征纪程》，其中对沿途所经国家与地区的疆域、山川地势、海洋物产、历史风俗、时事等都详细记述。时人评论说：“彼时吾国人至欧美，能留意于学问，殆惟邹君一人耳。”回国时，他买回了600余幅西文地图和西方各种地理图册书籍，甚至还有制图仪器和机器。这些，在后来创办舆地学会时派上了大用场。

时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这位年轻的“海归”有莫大的兴趣，电请邹代钧离京赴鄂主修湖北全省地图。邹于是来到湖北，担任湖北舆图局总纂，花费四年，绘制完成的湖北地图成为当时各省地图中最佳图本。

清末甲午风云之后，似乎掀开了世界的一角帷幕，邹在好友们的支持下，借鉴欧洲地理学会形式，于武昌成立了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编译出版中外名地图。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清政府禁止开办学会，邹将公会改为“舆地学会”。

邹代钧制订的译绘地图计划十分庞大，计划在五年时间里译印世界地图410幅，内地直省地图260幅。但由于经费困难，并未出齐。而邹为了翻印地图，“倾家破产，炊烟几绝”。

亚洲，新化，亚新地学社一次打架后诞生，邹永煊后来担起制图大业

2013年12月3日，武汉。我携一大卷关于邹氏家族的资料前往湖北省图书馆。途经武昌火车站，等红灯的间隙里，注视出站口前熙来攘往的人潮，试着想象百余年前的这个地方是何等模样。

某年，邹代钧由北京回到武昌，武昌的官员纷纷到火车站去迎接，听见有个黄包车夫隔得远远的操着新化口音大呼：“老爷，我的车子很好，请坐我的车子!”询问其何处人氏，答曰：“新化罗洪。”何姓?姓邹;何房?三房;何辈?永字辈。邹于是认真地对他说：“我是你叔父辈，老爷不是你应称呼我的。”当时就让他退掉车子，一起晚餐。再往后，这个叫邹永煊的同族子侄进了武昌舆地学会学习绘图，晚上则与邹代钧的亲侄邹永成一同课读。如是数年，专业日渐精进，还写得一手极好的魏碑。

邹代钧有强烈的家族观，舆地学会的工作人员也多是亲戚。邹永煊聪颖勤奋，颇让他欢喜，但是有一天，永煊和学会中另一位晏姓亲友因小事打了一架，如何裁决调停让邹代钧有点为难。他只好命永煊另率一帮人往上海，代为购买石印机两台，带去分省图铜版数幅，另行开办一个地图印刷所，取名亚新——从亚洲和新化中各取一字。还给了他银洋五千起家。

邹代钧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惹事的族侄日后担负起了制图大业。

自“邹图”开始，中国地图不再黑白，平原、山川、道路各有颜色

武昌舆地学会编绘的地图，时称“邹图”，风靡一时。因其底本精确可靠，多取材于中外名图或实测地图;此外，邹代钧创制了中国舆地尺，用小比例尺绘制，使地图更精确更清晰。他还采用了新颖的地图表示和绘制方法，以圆锥投影，晕滃法（地图上表示地形的一种方法，印在地形坡面图上顺流水线方向绘制一系列不连续的短线，以线粗细、疏密和长短表示地形坡度的陡缓，并建立一定的立体感。晕滃法最先由德国人莱曼创制，邹代钧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方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绘制山脉，居民点按人口数进行分级。“邹图”也不再是一贯的黑白面目，首次出现了彩色印刷，平原、山川、道路各有颜色。他们采用的新式烂铜版法——开了铜版雕刻彩印出版之先河。最初用手工染色效果不好，邹代钧派族弟邹继笃假装哑巴，打入日本某印刷所做工，每天偷学，从而掌握其保守秘密的先进染色法，再逃回国仿制。

1908年，邹代钧积劳成疾，病逝于武昌。邹的两个儿子尚在幼年，亲侄邹永成原本在长沙与黄兴、唐才常等人筹谋反清武装革命，伯父病故后，他回到武昌处理后事，将舆地学会典给清政府学部，制图仪器和机器被张之洞收归陆军舆地学会(即后来的湖北军事测量局)，却不知如何使用。武昌舆地学会无人主事，已然瓦解。

远在上海的邹永煊慨叹，如此下去，邹图将不复于世。1910年他将亚新地学社从上海迁回了武昌，在察院坡18号（今武昌民主路）的一间商铺里重新开张营业。

2013年12月3日，行走在充满底蕴的民主路上。武昌著名的老街，像粮道街、候补街、三道街，都面目全非了，只有这条路还留有较多的历史原貌。

亚新地学社旧址，现在的门牌号码为“横街1号”。横街位于蛇山北麓，南北走向，与民主路正交，是百十米长狭窄的老街。

落户于此的邹永煊一改从前武昌舆地学会学院派面貌，将亚新地学社作为一个编辑、印刷和发行地图及史地书刊的企业来经营。他召集同仁编印地图三十余种，所刊诸图，都是肆力搜求，殚精刻绘，竭力将邹图重现于世。但这家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店，如今已成“九通百货”的门面楼，频繁的改造装修使之面目全非，只有二楼墙面立柱，还残存着微小的当年建筑纹饰。

邹兴钜把亚新地学社带入鼎盛时期，一本地图标价五块大洋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收藏了三本亚新地学社出版的地图册：1931年版《新中华民国分省图》，1927年2月版《湖北分县详图》和1932年10月版《新世界列国地图》，均为线装硬壳，竖排小楷。地图册售价不菲，仅《湖北分县详图》标价5块大洋，相当于当时国民政线一名雇员一个月的薪水。

这三本地图册出版的时期，正是年已六十的邹永煊将亚新交与长子邹兴钜（字伯庚）主持后的重大转折点。

曾在亚新做学徒的新化人唐曦（现已年近九旬）回忆当年情景，仍称“我们的老板邹伯庚”，这位“伯庚老板”除了曾教他石印雕版技术，还教他学日语。他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精通日文，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地理。1920年接办亚新地学社后，大力扩展业务，先后出版地图30余种，行销国内外，并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设立分所，时为地学社全盛时期。

1938年，唐曦失业了。日军进逼武汉，时局紧张，邹兴钜奉国民政府之命，将地学社迁至原籍新化，改称亚新地学社新化办事处，并在县城西门外建厂房约8000平方米，添置设备，继续编印地图。当时有职员70多人，设编辑部、制版部、活版部、印刷部、装订部和经理部等，制式一如武昌。两年后，邹兴钜因病离世，地学社剩下他70岁的老父亲邹永煊。

家族里那些曾经灿若星辰的人，似乎都过早陨落了，但亚新仍在战乱中运作着。

今天若在武汉街头购买一份市区地图，还有可能见到“亚新”的名字

2013年11月25日，新化县城西门。和大部分县城一样，纷乱，嘈杂，肆意。路上行人几乎没人知道这里曾叫薪庄，曾有一家地图社。67岁的曾胜福守着他的一担白菜等候卖主，他也不知道薪庄，“但这里是有个绘地图的，就在人武部那。”他说的新化县人民武装部所在地，正是当年亚新社旧址。

80多岁的吴沐仁老人，则见证过亚新社当时情景。老人神态安详，乐意说起那些久远的事。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亚新社）不可以随便进去玩的，都是机器，有几十个工人。他们做的地图，我们新化也有很多人买。哦，我还见过他们的老板，还记得他的长相。”“是邹兴钜吗?”“不是，他已经去世啦，是他的儿子邹新垓。”老人比画着邹新垓的长相，个头中等，偏瘦，方脸，不戴眼镜，30多岁的样子……

1975年在北京去世的邹新垓，在老人的记忆里，永远是这个模样了。

他的描述，与新化的另一位八旬老人杨德湘所忆相仿。杨德湘的同学杨习武的父亲杨长善，当年在亚新地学社负责地图制版，见杨德湘上初中学习中国历史地理，便送了一本《中外舆地全图》给他。“鲜绿色的布面精装，烫金的字。”

他们眼中那个斯文的中年人，实际上已是邹氏舆地世家第七代，亦是最后一代传人了。

抗战胜利后，亚新迁回武昌原址。1951年，全国各私营地图出版社在上海组成地图联合出版社，1953年改组合并为私营上海地图出版社。1954年公私合营的地图出版社成立，由上海迁北京，改成国营地图出版社，邹新垓任副总编辑。1987年改名中国地图出版社。私营地图社终于渐行渐远，直至不见。

直到今天，若在武汉街头购买一份市区地图，还有可能见到“亚新”的名字——中国地图出版社（测绘出版社）驻武汉办事处仍命名为武汉亚新地学有限公司。亚新，这个以家族的智慧与力量共同成就的地图王国，浮沉40年后，如它所绘制的那些地图中曾经存在，尔后不在的地名一般，被深刻在历史记忆里。但愿有更多的人，在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宏大时代，读懂属于他们的每一处分界，每一个图示，每一条出路。

故事

四代人，被“邹图”启蒙的地理世界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三本亚新图册，均来自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教授向虎雏的捐赠。向教授的祖父向岩，军人出身，参加辛亥革命，酷爱地图，当年所购的三本地图集，算来，家中已有四代人使用过。在80余年前的分县地图里，还详列了武汉三镇的城市规划：“……填塞汉口前面之一部，使江身收窄。修直汉水入江曲折处。以隧道或铁桥连接武汉为一市。……”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冯天瑜看后表示，这是国民政府依据孙中山《建国方略》对武汉所作规划的记载。而现在，昔时蓝图基本完成，武汉三镇确以各种形式连接而成整体。

“我识字不多时，就从《新世界列国地图》知道太阳系，日月星辰的天体，日月蚀……亚洲叫亚细亚，是东方日出地;欧洲叫欧罗巴，是西方日没地……还从《新中华民国分省图》知道晋察冀根据地的察哈尔、热河、绥远等，西康占了现在西藏的一半……这都是抗日战争历史中经常出现的地名。”

有意思的是，这三本地图册似乎暗中指引着某种方向，“它几乎是我们一家人地理知识的启蒙老师。我虽文革前进武汉大学读过物理系，粉碎四人帮后又进华中工学院读过无线电一系，最终从事的却是测绘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向虎雏教授曾参加过我国南极长城站的测量工作，布达拉宫的精确高度也是由他和同事首次测出。